财智时代·王志纲工作室专栏①

■浙商中民营企业对全省GDP贡献超过70％，粤商中民营企业对全省GDP贡献超过50％

■今天，现代商帮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主导力量，对区域经济腾飞、文化进步、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强劲的推动作用

■现代商帮，代表了中国商业的新品格，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与走向

现代商帮解读

——兼谈浙商与粤商之一

王志纲简介

　　1955年8月出生于贵州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分配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85年至1994年任新华社记者1994年下半年成为独立策划人1995年创办王志纲工作室

　　他先后出版《中国走势》等5部专著，推出了4卷一套的《王志纲策划文库》。

　　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有两股驰骋纵横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粤商，一个是浙商。如果说前20年因为“天时与地利”，粤商成为最具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奏响了历史的最强音。今天的商帮作为一种社会主导力量，对一个地域的经济腾飞、文化进步、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强劲的推动作用。以浙商为例，仅民营企业对全省GDP的贡献便超过了70％；而粤商中的民营企业对全省GDP的贡献也超过了50％。正因为如此，消失已久的商帮现象引起专家、学者、媒体及民众的浓厚兴趣。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商帮现象，如何认识粤浙两大商帮？决定商帮兴衰的内在规律是什么？认清这些问题我们才有可能为商帮的发展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广东成改革开放试验田粤商成最具感召力商帮

　　从1978年到1993年，即正式改革开放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前，整整15年，是广东外贸独占的时期。或者换句话说，这1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人的开放。这个时期大陆70％以上的外资是港资，30％才是所谓的国际资本。中国的开放促进了香港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带动了与之一衣带水的祖居之地———广东。15年的外贸独占让广东完成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又促成了广东经济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

　　为什么会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第一，广东历史上就有开放的传统，粤商因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很早就有海洋意识、国际意识，广东人的外向性很强。第二，广东在地理上与香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开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资，又可以在经济融合中实现文化融合、精神融合，从而为平稳收回香港打下重重的伏笔。第三，广东长期是“化外之地”，即使试验失败了，也不会成为“心腹大患”，不会伤筋动骨。第四，当时之所以不敢开放上海，还因为上海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擎天支柱、“心脏地区”，别的支柱还没有立起来时，绝对不敢动上海。如果上海出了问题，就会产生“心肌梗塞”。第五，按照过去一贯的思维和经验，一般要先做样板，成功了才会加以推广。

　　为什么说这1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的开放？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香港成了刚刚从闭关锁国转向开放的中国与全球，尤其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接的唯一通道。就像打排球，当时全国人民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这个叩球手，香港再将球叩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叩向全世界。这样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同时也催肥了广东。

　　粤商一夜暴富风光得意浙商坚忍不拔踯躅创业

　　整个80年代，当广东人咬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楼台亭阁、高楼大厦的时候，浙江人———那时还没人叫他们浙江商帮，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一个可以直通欧美国家的香港“老表”，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什么外商投资。于是这些浙江人，这些农家弟子，这些草根阶层，这些行走在街头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独中，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练，“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其实整个中国25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它们以独特、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新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处心积虑、绞尽脑汁地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但因各自的“天时”与“地利”不同，他们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又完全不同。有的粤商钱来得较容易，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财富积累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让浙商培育出坚忍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未悔的执着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练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有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她一蓬枯草，像死掉一样，没有水分，没有生气，很难看。朋友告诉她，这叫沙漠玫瑰，浸泡在清水中，几天就会复活；倒掉水，又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她又会复活。

　　浙商就像这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这些草根人物炼就了摧不垮、锤不扁、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气候恶劣时，他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气候变化，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她却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一圈顽强地扩展她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

　　所以，当市场经济的春潮呼啸而来席卷神州之时，面对天地大变、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而野生动物浙江商人却如龙腾大海、虎啸山林。

　　粤商组装洋枪攻城掠地浙商不弃薄利伺机而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因此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东莞那样的地缘优势，从事“三来一补”，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依然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启动内需，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家私、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从而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乐从的家私、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大赚特赚全国人民的钱。

　　其实这种依靠组装的洋枪洋炮攻城掠地、势如破竹的广东模式，并非它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对手太弱小。广东的成功，也不只是广东的胜利，而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胜利。

　　与此同时，日后坐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为代表，那时正处于从“农民”到“绅士”转型的早期阶段。它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皮鞋的代名词。1992年左右我去温州，发现它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它的假。比如它们先帮日本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当它们从农民变成了绅士，开始生产自己的品牌时，比它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它们，侵犯它们的知识产权。

　　总体来说，当粤货风行中国之时，浙商一方面通过快速仿造或偷袭，实现角色的转换（由流通商变成产业家），另一方面则像一位少了火气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产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不要说财大气粗的老广不屑一顾，连穷得起火的内地人也未必看得上。什么纽扣、拉链、线团，什么螺丝钉、线路板、低压器，什么皮鞋、衬衣、西装。他们就像沙漠玫瑰，静静地等待属于他们的阳光雨露。

　　粤商发展稍缓渐入佳境浙商厚积薄发如日中天

　　九十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它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气度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进入成熟期，发展渐缓；浙商为富有生气的青年，开始异军突起，飞速前进。

　　历史的风水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太容易发财了，很多课没有补。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先天优势就是得天时，占地利，顺带加人和。所谓得天时，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的大转型，全球产业的重新洗牌；所谓占地利，是指广东临近港澳，是中国连接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桥头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人和则指广东人所拥有的开放意识、国际意识以及善于借鉴、勇于创新、敏于行动等性格优点。

　　此外，在粤商崛起之时，整个中国正是一个短缺市场。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供给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领域的迅速开放，使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费能量，而长期的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广东充分利用它的地缘优势，通过香港将国外成熟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质量优良的零部件大量引进，快速组装成洋枪洋炮，自然就可以攻城掠地、所向披靡。